编者按：

　　从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到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的成功飞天，中国航天树起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这些伟大跨越的背后，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家，在他看来，“事业就是生命”，为了祖国的事业，他“甘当铺路石”，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骥。

　　本期《了不起的军工人》，让我们一起走近中国著名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钱骥，感受他为中国人造卫星和太空探索事业奉献一切的一生。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震撼了钱骥等一批科学家，他们虽预感到空间科学技术发展潜力巨大，但当时国内却无人研究该领域。

　　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1部副主任、卫星型号指挥的胡其正说，钱骥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地球物理专业，转而投入到人造卫星事业中来。

1958年，赵九章率队访问苏联（右二为钱骥）

　　1958年，中国派出由赵九章、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但住了70天，苏联方面却一直打“太极”。

　　“人家把他们拉到一个院子里面，开来一辆卡车，上面装的设备上罩了个罩子，掀开盖布，说这就是卫星，他们再问什么，人家一概不回答。”曾任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党委书记的吴智诚回忆道。

　　苏联之行遇到冷遇后，钱骥明白中国发展人造卫星，只能靠自己。在对卫星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钱骥带领一批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进行人造卫星的预先研究，找出了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逐步形成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方案和发展卫星的系列规划。

工作中的钱骥

　　钱骥求学时期扎实的调研功夫派上了用场，研制人员没有资料可查，他建议去工厂调研；没有专业基础，他请大家参考图书馆里英文、俄文和日文书籍资料，从真空、低温、太阳辐照等最基本原理学起。

　　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一大难题是：卫星能不能抗得住复杂的外太空环境？如果因为空间环境导致卫星在轨失效，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钱骥提出，“卫星要上天，环境模拟要先行。”

　　当时国家工业基础仍然薄弱，钱骥要求研究团队负责工艺和审查图纸，不仅做设计，还要跑加工。

　　1964年，全部材料立足国内的中国首套空间环境模拟试验设备KM1和KM2研制成功，填补了中国航天空间环境工程领域的技术空白。

　　经过漫长的8年苦练，1965年，在为期42天的中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上，钱骥做了题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这一报告，奠定了后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基础。但钱骥对此从不居功。

　　钱骥用人不拘一格，时任实习研究员的潘厚任对此印象深刻。

　　钱骥多次建议国家将返回式卫星列入人造卫星规划得到批复后，他带领潘厚任先后到总参测绘局、地矿系统、海陆空三军有关单位调研，征询对返回式卫星应用的需要。

　　因为潘厚任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利用天文坐标确定遥感卫星图片中目标位置的方案，解决了使用星图相机太空拍照的准确性问题，钱骥将20岁出头的潘厚任定为工作组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后面一系列的卫星研究工作。

　　钱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对返回式卫星、通讯卫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卫星技术为后续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器返回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3年开始，钱骥对中国卫星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

　　按照规划设想，到1990年，五院已实现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的成功发射。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1981年，中国首次成功用一枚火箭发射了3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为应用卫星的研制打下了可靠基础。同年，钱骥还参加了航天部门1981－1990年空间技术规划工作。为落实规划，他四处调研，对广播通信卫星、对地观测卫星、无线电传输型卫星、海洋卫星、气象卫星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了近百项预研课题。

　　钱骥不断思考着中国空间发展道路，即便是在病重住院期间，仍关心中国的航天事业，床头上总堆放着世界宇航的资料和刊物。

钱骥去世后，钱学森写的亲笔信。

　　1983年，钱骥因罹患癌症逝世，享年66岁。然而，钱骥的创新精神和对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鼓励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他的座右铭，“事业就是生命”“甘当铺路石”。（整理：赵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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