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两弹一星”的功勋册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人物，在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隐姓埋名，不为人知。受命参与原子弹研制中最为关键的“爆轰物理试验”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炸药，甚至连雷管都不知为何物。然而，他却不辱使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世界级的技术难题。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本期《了不起的军工人》一起走进陈能宽为国奉献的人生。

　　1923年5月13日，陈能宽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一个中产之家。湘西的奇山秀水孕育了他的灵智与情怀。1942年，陈能宽从著名的雅礼中学毕业，被保送到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大学生活给陈能宽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194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战乱后的中国百业凋敝，面对与理想严重脱节的现实，陈能宽积极寻求出路，次年，他考上了由政府资助的自费留学，远赴美国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他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又师从哥廷根学派大师、物理冶金学的著名学者麦休森（C.H.Mathewson）教授学习，于1950年获得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西屋电器公司任职。

　　在美9年，陈能宽系统钻研金属物理，做出了许多重要发现，发表了多篇有关“位错”的论文。他与R.B.Pond教授合作发表的《金属晶体中滑移线传播的微观电影显示》被公认为是金属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创举，得到了国际冶金界同行的广泛认可。1952年10月，陈能宽在美国金属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这一论文后，当即引起了《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的重视，在头版上给予新闻报道。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奠定了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不可动摇的先驱地位。这篇文章的提出，打消了材料学界对位错理论的质疑，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55年底，陈能宽夫妇排除美国政府的重重干扰和阻挠回国，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以长期在多种金属单晶体形变、再结晶以及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经验，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问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8年陈能宽夫妇在耶鲁大学

　　1960年6月，时年37岁的陈能宽，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龄，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收获季节，却突然接到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

　　那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近乎白手起家，中国的科学家力争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原子弹的奥秘。陈能宽受命担任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室主任，身负两项重任：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任务都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他率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来到官厅水库旁、长城脚下一座炸药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在临时工号里，开始了前期炸药成型工艺试验。陈能宽身先士卒，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一站十几个小时，用一口普通大铁锅和几只旧军用桶，熬煮和搅拌炸药。就这样，他们硬是用土办法浇铸出了上千枚实验炸药部件。

　　炸药部件还要进行打炮实验，为了抓进度，往往是上个实验部件的硝烟尚未散尽，就要打第二炮。求得数据后，研究人员就用简陋的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来分析处理。

　　三年饥荒时期，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患上了浮肿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陈能宽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两年多几千次试验后，1962年9月，“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环节获得验证，在化工、聚合爆轰设计、“增压”、实验测试等多方面的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核材料在高温高压下状态方程方面，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陈能宽和这帮年轻人果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陈能宽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

　　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陈能宽率领的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陈能宽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地颤抖，天空轰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屹立天地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87年7月陈能宽（左二）、胡仁宇（右二）、任益民（右三）、孙维昌（左一）到北京郊区17号工地爆轰场地故地重游。

　　东方巨响，寰宇皆惊。短暂的兴奋后，陈能宽遵照上级精神，根据科技发展规律，立即率领全院职工致力于三件事：深化认识——原子弹研制的科技总结；扩大战果——原子弹要装备部队；继续攀登——向氢弹研制冲刺。

　　因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氢弹研制，既要与法国争先，又要与美、苏比速度，难度相当之大。氢弹研制过程同样也遇到了一系列必须借助实验研究来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又是多次的探索—失败—总结—再探索的过程，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在陈能宽的精心指导下，仍然是他率领那支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

　　1967年6月17日，在祖国大西北上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仅用了四年的时间，我们不但赶在法国人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所花的时间是所有核大国中最短的。

　　“两弹”突破后，陈能宽继续带领队伍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不仅仅是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还善于带领队伍把物理成果转换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换成战斗力。

　　陈能宽参与了中国大部分核试验的方案制定和组织领导工作。他把视线投向核试验爆炸方式的转变，将核爆炸方式从空爆、地爆逐步转向平洞和竖井试验。每次核试验，都会面临许多新的技术难题，都会使陈能宽和他的研究团队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每一次的成功都来之不易。

　　要知道，开展一次核试验耗资很大，不夸张地说，很多数据是千金难换。在核武器研制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我国是开展实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总共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相比起苏联和美国上千次的试验次数，我们只是他们的零头。我国科研人员“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走出了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科技发展道路。而陈能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先生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陈能宽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陈能宽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上世纪80年代初，陈能宽再次抓住了科技发展的脉搏，他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陈能宽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这一年，他已64岁。

　　履职新岗，陈能宽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作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以及“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起草、制订和实施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陈能宽收获了科研生涯的累累硕果。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他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邓稼先一起，作为整个核武器集体的光荣代表，领取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他和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23位科学家一起，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陈能宽在查阅资料

　　陈能宽以擅长填词作诗扬名学界。在许多重大试验成功后，他常以诗词抒怀，认为这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品位精神享受。这些内涵丰富的诗句，也是核武器研制集体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的真实写照。

　　1964年10月16日，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激动不已的陈能宽赋词：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

　　中子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他书《七绝》一首：东风报喜北山场，戈壁玉成‘合金钢’。巧夺锦囊藏浩气，天机不负苦心郎。

　　1992年冬，他应邀出席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的推举，兴致盎然地泼墨挥毫。其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有：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

　　陈能宽喜爱古典文学，文学功底深厚。核试验前夕，指挥者和负责人总是高度紧张，有如临深渊之感。在一次核试验现场的讨论会上，他有所触动，忽然脱口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在场的于敏先生亦感慨万千，接口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两人一句接一句地往下背诵，在座诸人无不肃然恭听，感情随之波荡起伏。

　　陈能宽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谛。有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澎湃激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永不言弃的鲜明个性。这已成为他赢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自2011年起，他卧病301医院，缓慢但持续发展的疾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老人已经无法与人交谈。但是，在医生、亲友和同事面前，他依然表现出令人动容的坚定与执着。

　　2011年，在他病情还不算太严重的时候，小儿子陈子浩为他念诗，他最爱听毛主席诗词，每当听到《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老人就会捏紧右拳锤击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我们，我们！”

　　到后来，他已不能说话应答，但是每当听到年轻时喜爱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诗句，眼神中依旧会闪现无与伦比的神采。2016年5月27日，陈能宽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能宽谈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五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在现场参加试验，亲眼看到伴随着春雷般的响声和急剧升腾的蘑菇云，参试人员纵情鼓掌，热泪盈眶。我现在回想，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究竟给了我什么启示呢？有一段时间曾听人说，“国防科研花了那么多钱，没有搞出什么东西”。似乎中国有没有一点原子弹，关系不大，“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还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这些话倒促使我在回忆过去时，不能只是抒发怀旧之情，而要思考更多的问题了。（赵清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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